今年7月启动的中超联赛进入到收官阶段，至记者截稿，苏州赛区争冠组局势逐渐清晰，大连赛区保级组广州富力、河南建业、大连人和天津泰达4支球队提前上岸，按照今年新规，第16名球队直接降级至中甲，第15名球队则要与中甲联赛亚军竞争一个中超名额——目前中甲联赛长春亚泰和浙江绿城同为21分，不出意外“超甲附加赛”的主角将从这两支球队当中产生。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往常每年3月开赛、11月收官的中超联赛今年延期到7月25日开赛，结束时间为11月12日。所有球队及相关人员需要接受两次“封闭式管理”。为尽量减少损失，本赛季中超联赛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常规赛事阶段，16支中超球队分在大连和苏州两个赛区进行双循环比赛，每支球队需要与同赛区其余7支球队完成14轮比赛，第二阶段的中超赛事则分“争冠组”和“保级组”分别进行——新的赛制积分规则不乏粗糙之处，尤其第一阶段积分不带入第二阶段，导致第一阶段14场不胜的球队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赢下第二阶段第一轮赛事即可宣布保级成功，不公之处显而易见。

事实上中国足协如果规定保级组球队将第一阶段与保级对手交手积分带入第二阶段，难题便可迎刃而解——类似赛制国际体坛不乏先例，中国足协需在明年新赛季“查漏补缺”。

疫情彻底改变了中超联赛办赛模式，为尽快完成全部赛事，联赛不得不借鉴杯赛模式，而依照国际足联的“防疫”规定，疫情期间联赛单场换人名额增至5人(替换次数为3次)，进入比赛大名单人数从18人增至23人，这使得替补球员获得了更多出场机会。

以重庆当代与上海申花比赛为例，重庆队U23球员除首发的后卫杨帅，替补席上还有尹聪耀、温天鹏、陈炣江、曹栋4名U23球员——这是在正常赛制下不会出现的情况。本赛季“换血”的典型是大连人队，U23球员林良铭坐稳主力位置，此外，李学博、吴伟、黄嘉辉、童磊、何宇鹏、朱家漩等6位U23球员也已经进入比赛大名单。

疫情倒逼中超向“经济适用型”转型，也是联赛发展必经阶段。今年1月，疫情暴发之前，中国足协联赛政策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强调新赛季中超联赛要加大财务监管力度，以保证“职业足球联赛健康均衡发展”。

“过去26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最大弊端，是既没有把联赛作成一门好的生意，又没有把联赛作成一项好的事业，没有挣到钱，也没有培养出来人。”刘奕说，“中超联赛各队外援薪酬占据全队工资总额60%以上，有的球队能达到80%，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数字，我们一定要推行限薪方案，帮助俱乐部减负。”

本赛季中超联赛已经开始执行“限薪政策”：国内球员新签合同税前不含奖金顶薪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入选国家队的球员有20%上浮空间;U21球员职业合同税前年薪不超过30万元人民币(如果该球员达到出场标准则不受此规定限制);国内球员2019年11月20日之后签订合同为新合同;新签外籍球员工资不得超过税后300万欧元，外籍球员2020年1月1日之后签订合同为新合同。

限薪令使得天价外援需要重新考虑是否留在中超踢球。广州富力队射手王扎哈维本赛季离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今年年底合同到期，300万欧元的年薪当然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在合同期内年薪为800万美元(约为687万欧元)。上海上港队“绿巨人”胡尔克的合同也在今年年底到期，这位合同期内年薪高达2000万欧元的巴西前锋已经明确表示下赛季会离开中超，上海上港也已经找好他的替代者，加纳国脚奥乌苏。

中超联赛的“经济适用”还表现在各队开始“精打细算”：第二阶段有多位外援“换了东家”，绝大多数是短期租借——从没有保级压力的球队短期租借外援3个月，“即插即用”省钱省力效果好。

疫情导致的联赛分阶段赛制，有极大概率会延续至下个赛季，各家俱乐部都要习惯过过“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