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探险活动，从2005年的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调查开始，到2018年甘川文化走廊考察之前，已连续进行了13年。十多年来，四川的古道路我们走得足够多了，但有一条很重要的古道，我们虽早有想法，却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这就是甘川文化廊道。

甘川文化廊道主要是指甘肃与四川之间古代物质文化交流的一系列道路体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考古学家冯汉骥从海外学成归国后进行的第一次田野调查——岷江上游考古调查，大体就是沿着这条走廊进行的。继后的童恩正早就关注到了中国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指出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大量的文化因素沿着这个地带传播。而川西和甘青地区则是这一传播带上空间相连的关键部分。尽管这一地区地形复杂、地势险要，但却无法阻挡早期的人群流动以及大石墓、石棺葬、彩陶、青铜器等文化因素的传播与扩散。秦汉以后，这些路线似乎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早期佛教文化的传播是经由这些路线展开，传统意义上的蜀道支线包括阴平道、祁山道等成为甘川两地交流的重点。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几个因素促使我们更加重视甘川文化廊道。一是在四川汶川姜维城、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零星彩陶，后来又在金川刘家寨发掘出大批仰韶文化晚期的文化遗存。二是随着三星堆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玉器的原料和器型受到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较深影响。三是陕北神木石峁古城遗址中也有和三星堆相似的文化因素。四是经过初步科学观测，四川境内大渡河、金沙江、岷江流域从新石器到商周时期各类遗存出土的海贝，存在从西北往西南传播的可能性。同样是这些流域发掘的石棺墓里，发现了大量西北文化因素。

鉴于甘川文化廊道的重要性，2018年初，我与时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共同商定并开展了这次考察。这是继2014年唐蕃古道考古探险尝试多省区联合考察之后，我们双方的又一次合作。除了两省的考古工作者外，还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考察。

长期以来，各省的文物工作者往往对本省的文化遗存熟悉，但对与之相邻和相关的其他省份的遗存可能缺乏了解。这种情况对于完整和准确地还原古代文化的面貌非常不利。通过跨省区联合考察，让参与的专家和考古工作者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下展开科学的考古调查，对这一范围内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相关考古遗存都有了直观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工作的开展。我们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考察活动的报道宣传和研究成果的陆续公布，吸引更多的学者、学术机构和沿线各级政府对这条廊道及廊道上的文物遗存给予更高的重视。

自2005年以来，我院组织的考古探险活动走过了14条古道，总行程数万里，考察文物数以万计、不可移动文物点数以千计，新发现文物点数以百计。绝大多数考察都出版了图录，累计发表简报论文数十篇，在高校和考古所、博物馆所做的主题报告也有数十场。四川省全国不可移动文物点数量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后从第六名跃居第三名，蜀道和藏羌碉楼在2014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都和我院考古探险中心的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一开始我们把古道考察视为探险活动。200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年会提出“文化线路”的概念后，我们立即认识到，已经开展了几年的考古探险就是文化线路考察研究，这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近年来，各地陆续开展了类似的活动，比如秦直道、万里茶道、南岭道、陕川古道等文化线路的考察。我们最初的摸索也许起到了先行和示范作用。

当下，不少省区市把文化线路的考察、保护、利用作为本区域文物工作的重点，已有数条文化线路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或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是我们在考古探险之初没有想到的，却也是最令人欣喜的。在文旅融合持续深入的今天，文化线路的研究和保护利用必将迎来新气象、新局面。期盼我们的发现和研究能尽快转化成文化旅游资源，让社会各界早日享受考古发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