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街区和胡同，一头连着历史与文化，一头连着生活与向往。只有将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北京城才能流光溢彩，真正成为和谐宜居之都。如何在街区治理和公众参与之间架起桥梁，让规划力量下基层，成为保障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落地实施的一种探索。

2019年5月，北京在全市街道、乡镇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成为全国首个将责任规划师制度写入城乡规划条例的城市。经过一年半的实践，责任规划师制度渐成体系，301个责任规划师团队覆盖318个街道、乡镇和片区，以专业力量助力基层治理创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责任规划师提供 制图/焦剑

遇见社区、走进社区、融入社区

1月7日，2021年的首个寒潮还没结束，早间的最低气温达到零下19.6℃。上午10点，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核心区规划所主任工程师赵幸如约出现在东四六条胡同口。此刻，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东四街道的责任规划师，刚刚施工完成的东四“美丽院落”环境提升项目，便出自赵幸和其他几位责任规划师之手。

“从朝阳门街道到东四街道，责任规划师这个身份已经伴随我整整6年。”赵幸说。2014年，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率先试点责任规划师制度，由于曾协助街道推动注册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赵幸所在的北规院团队第一次以责任规划师身份进驻社区，并取名“社区培育规划研究中心”，寓意促进社区健康发展和市民精神营造的团队。

“老城内大杂院拥挤不堪，人均居住面积小、生活配套有限，居民对生活条件的改善呼声很高。”赵幸所在的责任规划师团队以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设施为切入点，开展大杂院公共空间提升试点项目，邀请居民一起，针对院内杂物乱堆、地面低洼、环境差等问题做了细致梳理，重新设计改造。同时，团队还鼓励居民制定小院公约、选举小院管家，并设公共维护基金，初步建立起院落公共空间的自治机制。

“从遇见社区、走进社区、融入社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外来的专家变成内生参与者，从做项目变成建机制，从空间规划变成社区规划。”赵幸说，带着朝阳门街道的试点经验，2017年她又来到东四街道，参与到东四街道的规划工作之中。

2020年，东城区启动平房区院落公共空间环境提升试点工程，要打造一批风貌古朴、环境宜居的“美丽院落”，东四街道也在其中。经过前期的院落征集和调研，确定了流水巷40号院、育芳2号院、东四三条17号院和东四四条83号院四处院落。

“4个院落一院一策、分步推进，不仅满足居民需求，还要呈现各具特色的别样美丽。”赵幸说，四处院落已形成体现历史建筑修缮、基础设施改造、儿童友好、微花园营造等多方面特色的设计方案。拿东四三条17号院来说，17号院属于保存相对完好的历史遗址，院内仍能看见垂花门遗址。于是，责任规划师团队参考垂花门样式设计了“动动”花架这一家具化的装置，既能展示历史信息，还增设了会动的摇椅、花架、文创墙，给居民提供休闲空间。

专业力量打通规划落地“最后一公里”

2019年4月28日，新修订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正式实施。其中明确，本市建立区级统筹、街道主体、部门协作、专业力量支持、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街区更新实施机制，推行以街区为单元的城市更新模式。同时，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指导规划实施，推进公众参与。

2019年5月，《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正式对外发布，明确以街道、镇(乡)、片区或村庄为单元，在全市范围内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办法提出，责任规划师是由区政府选聘的独立第三方人员，主要职能是为责任范围内的规划、建设、管理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服务，并协助各街道组织公众参与、规划公开等工作。

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将责任规划师制度写入城乡规划条例的城市。

从规划师到责任规划师，多出来的“责任”二字，意味着规划师既要为规划量体裁衣，又要当街道居民的“知心人”，以专业力量助力街区更新，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进城市共建共治共享。“街区更新是统筹性的工作，需要将各个部门的工作及自身的诉求、资源进行整合，街道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而规划的特性之一恰恰是统筹。”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冯斐菲说。

海淀区的“小海狮”、朝阳区的“葵花籽”、丰台区的“小蜜丰”……一个个极有生活气息的责任规划师团队频繁出现在街巷整治、街区更新、老城复兴、人居环境改善等工作中，用专业力量打通规划落地“最后一公里”，探索激发老城活力的新路径。

“小时候，我最喜欢在公园荡秋千。如今，人到六十，竟然又荡起了秋千，感觉就像回到了童年。”站在百子湾路上名为“井点”的小微空间前，九龙社区居民刘惠敏赞不绝口。

“井点”原先是苹果社区的老年健身空间，场地里明明摆着10台健身器材，却因为缺失无障碍坡道导致老年人进不来，久而久之，这里也成了一个“灰暗”地带。如何改变这种闲置状况?借助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发起的“微空间·向阳而生”项目，双井街道引入责任规划师团队，对街角空间进行改造。新潮的不锈钢装置，小巧的秋千、蹦床、陀螺玩具，以及精心装饰的花箱座椅，原先的低效资源变成了“小而美”的开放空间，并迅速跻身百子湾路上的网红“打卡”地。

西城区椿树街道在责任规划师的助力下，全长约1公里的胡同慢行系统构建起来，串联起琉璃巷、铁鸟胡同、兴胜胡同、后孙公园胡同和万源夹道等7条胡同。没有汽车的喇叭声，没有匆匆忙忙的脚步声，安静却不失烟火气，漫步其中体悟老北京的慢生活。

崇雍大街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责任规划师团队的匠心之作。以雍和宫大街为示范段，对大街原有的55万块旧砖、13万块旧瓦及大量木构件等回收利用，采用传统工艺进行修缮。同时，雍和宫地铁口展现国学文化的“儒道禅韵”和展现机械制造文化渊源的“宝泉匠心”，以及织补胡同天际线的“翠帘低语”，也让老街更有“北京魂”。

还有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规划的诞生。百年京张铁路是中国人的骄傲，但废弃的铁路割裂了城市空间，也为城市交通和沿线居民生活带来诸多烦恼。2019年，在百年“老京张”退出历史舞台之际，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规划也呼之欲出，全长9公里，将服务沿线7个街镇，辐射清华、北航、北交大、中科院等18所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近70个社区。2019年9月，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启动区亮相北京市五道口地区;2019年10月，“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贯通概念方案征集”工作启动，50余家设计单位应征，最终6家应征单位通过资格预审;2020年3月，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概念方案国际征集工作完成;2020年6月，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贯通概念方案汇编完成。

“您觉得怎么样?哪里还不够好?”

城市街区的更新既要创新，也要保留传统、尊重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只有居民买账，同意这么干，才能打心底当成自己家的事，这也是形成自治机制、推动城市共建共治的过程。”赵幸说，担任责任规划师的这几年，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您觉得怎么样?哪里还不够好?”

景山三眼井胡同，责任规划师团队原本打算在胡同口设计一个可供居民休憩的砖砌小花坛。听着是好事儿，却有老人提出意见，砖砌的材料又凉又硬，若想久坐，还得从家拎个棉垫子。责任规划师团队一听，立即更改了设计，将砖材质改成了木材质。

在史家胡同45号院，老住户提出想修缮早已破损不堪的垂花门。为圆住户心愿，责任规划师引入专业古建修复团队，让垂花门恢复了往昔的风采。也是在“抢救”垂花门的过程中，责任规划师团队取得了全体住户的理解，对45号院进行了整体提升改造，拆掉了院内废弃的小煤棚，腾出的空间种上了花卉。

在花园路街道，责任规划师历时近三个月，为牡丹园东里、龙翔路社区、乙28号院社区、北影小区等5个社区设计出各具特色的“口袋花园”。北影小区是同新中国一起诞生的北影厂所属的社区。责任规划师在设计中观察居民行为习惯，更新原有的道路系统，增加活动座椅，并加入了很多电影文化元素，让社区保留下与电影有关的宝贵记忆。

在双井百子湾路的街角空间，茅明睿带领的责任规划师团队在动手改造闲置的老年健身空间前，发起了多场“你希望这里未来变成什么样?”的公众议事会，邀请大家就设计、植物品种、场地命名等提出真诚的想法。

在中关村众享荟花园，从砌砖、厚土栽培、制作汀步，到铺就“五感”路、搭建蚯蚓塔、植栽花苗，小小花园营建的每一步，都是一次次热闹非凡的绿色生活实践。小朋友、大学生、建造师、工程技术员、园艺师……责任规划师像是一条“链”，让人人都参与到花园建设之中。

当然，人人都表达意见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意见不合。在东四育芳胡同2号院改造规划中，处于交界地带的小小夹道怎么改，相邻两个院子的居民在现场吵了起来。2号院居民想将这里改造成公共活动空间，隔壁院的居民却害怕太吵影响休息。“有意见的居民，咱就当面沟通，小步慢走。”赵幸笑着说，当共识达成，居民和责任规划师一起动手为院落大扫除时，每个人都很开心。

一张蓝图绘到底

自全市推行街乡责任规划师制度以来，一年半时间，各区结合自身实际，从责任规划师的团队选聘、工作定位、组织方式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作格局和实践成果。截至2020年12月，15个区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均完成了责任规划师聘任并开展了具体工作，共签约301个责任规划师团队，覆盖318个街道、乡镇和片区，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与2019年同期相比，责任规划师团队的签约数量增加了106个，覆盖的街道、乡镇和片区数量则增加了148个。

在实践中，各区也在寻求建立最适合自身特色的责任规划师工作模式，以努力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

比如，海淀区以党建为引领，通过“1+1+N”架构组成了覆盖全区的责任规划师队伍。“1”名全职责任规划师、“1”支高校合伙人团队，以及“N”支多专业特色团队，通过人才梯队建设来把关规划建设质量，提升街镇精细治理水平。同时，以“街镇画像、一图一册”更新工作，协助各街镇认清优势潜力，形成各街镇现状、规划、实施台账，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考虑到核心区的特殊性，东城区街区责任规划师团队的选聘主要采取“团队库+双向选择”的方式，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东城分局对符合聘任要求的责任规划师团队进行筛选，建立街区责任规划师团队库，在此基础上，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由街道办事处和责任规划师团队根据街道特点和团队特点进行双向选择。

朝阳区则在保证每个责任街区配备一支团队的基础上，针对麦子店、朝外、望京、三里屯、东湖等有涉外功能的街区，同时增配一支外籍责任规划师团队，实现国际视野、国际标准与本土发展的结合。

当然，任何成功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制度落地的过程中，也有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的地方。比如，责任规划师该发挥什么作用，有的街道会存在定位不完全准确的地方;对责任规划师的工作考核，也应听取多方意见，建立一套长效完善的标准。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二级巡视员陶志红介绍，下一步，责任规划师要重点围绕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开展工作。按照责任规划师工作的总体安排，在制度实施的第二个年度将完善机制、优化队伍，逐步融入相关部门的工作体系，第三个年度以后，逐步构建起比较完整的责任规划师工作体系，并力争实现责任规划师的职业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老城的环境改善了，文化留住了，我想这就是责任规划师应该给老百姓带来的幸福感、获得感。”赵幸说，责任规划师就像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要为街区编织出更美好的新梦。

他山之石

责任规划师在国际上可以参照的是社区规划师。

社区规划师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国家。二战后，英美等国社会经济重建基本完成，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更新”全面展开，如何长久地推动社会进步，找到城市更新的内在驱动力，切实解决交通拥堵、居住环境拥挤、品质不佳等“城市病”，成为城市规划的重点关注问题。基于此背景，社区规划师这一新角色应运而生，核心目标是从社区利益出发，组织协调社区更新。

英国的社区规划师是由参与社区更新方案制定的社区居民、社区理事会、企业商会，以及规划设计专业机构等各利益相关方共同推选，由承担推进项目实施角色的地方政府以专项经费公开聘用，与政府工作人员共同办公，为居民提供规划参与渠道。

美国的社区规划师多来自专业规划咨询机构或专业社会组织，既承担社区规划的编制工作，又组织社区公众参与活动，同时还参与规划的实施，充当着“社区经纪人”的角色。

法国的社区规划师以专业的规划咨询机构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介入社区更新项目，帮助政府与民众双方开展沟通协商，必要时也可提供规划策略及方案。

我国台湾地区也是较早开展社区规划实践的地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社区规划师也被称为社区建筑师、社区营建师，是一群满怀热情走入社区的专业者，其主要是利用设立在各个社区中的规划师工作室，就近为社区环境进行诊断，并协助社区民众提供有关建筑与公共环境议题的专业咨询，亦可协同社区推动地区环境改造与发展策略，以提升社区的公共空间品质与环境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