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周年,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5周年。无论是600年还是95年,这么长时间里,故宫值得记录的故事不比国宝的数量少多少。今天就说说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正是因为他和他所率领的团队,故宫及所属文物才免遭战争及新旧政权交替等带来的灭顶之灾,他真正践行了“文物在人在,文物亡人亡”的誓言。

马衡是我的总角之交马思猛的爷爷,我和思猛是北京育才小学的同班同学。童年时代我曾多次见过马老先生,但那时不知道他有这么牛,更不懂得这么牛的重大历史意义,只晓得他是一位戴着花镜、穿着长袍大褂、总塞给我糖果的马爷爷。几十年来,随着和马家三代人的深入交往,逐渐意识到老先生真的是牛。庚子年又恰逢先生诞辰140周年,特写下小文以示颂念。

马衡,生于1881年,字叔平,浙江鄞县人,是著名的国学学者、金石学大师、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我第一次见到马衡是在1953年初春,思猛带我来到他们位于小雅宝胡同的大院。当时,马先生住在北屋,屋里除了一排排装满线装书的书柜外,还有一块题着“凡将斋”的匾和他的肖像画,匾额是吴昌硕题写的,画是徐悲鸿画的。一位蓄短须的老人正在伏案,我看看画上的人物,瞅瞅这位老人,意识到他就是马思猛的爷爷马衡。“马爷爷好”,还没等我问候完,他就摘下花镜,放下手中毛笔,站起身来和我打招呼,还拿出一把糖果塞到我的小手里。

马先生首先是自学成才的金石大家,他擅书法、篆刻。据马思猛讲,“五四”以来最有名望的学者几乎都存有请马衡刻的印章,如于右任、胡适、陈垣、徐悲鸿、周作人、郭沫若等。可以说他的婚姻成就了他的文物收藏和金石研究,因为他的岳父是上海滩有名的五金大王,从而奠定了他的经济基础。后来他成为北大特别聘请的考古学教授,是第一批西泠印社创社社员,曾被选任为西泠印社社长,被誉为“现代金石学”的奠基人。

马衡尚古玩古,广交朋友,琉璃厂的很多古玩商与他素有来往。1928年7月,尊古斋老板黄伯川告诉马衡,有人委托其代售清陵出土珍宝。马衡看了东西后又仔细了解情况,立刻上报当时的北平警备司令,彻查后抓获了一个叫谭温江的嫌犯,他是军阀孙殿英的手下,代孙在京城销赃。至此,震惊中外的“军阀孙殿英东陵盗宝案”被揭开,《申报》很快刊发消息,详细报道了清陵盗宝的过程,一时轰动全国。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责成相关机构调查追责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因为他从东陵赃物中挑选出一批珍贵文物,托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送给了高官们。马衡不断写信呼吁严查此事。次年,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成立军事法庭会审,开庭审判时马衡以考古专家身份出庭鉴定赃物并作证,怒斥孙殿英一伙盗墓破坏国家文物的罪恶行径。但因案情盘根错节、牵扯万千,一时难以判决。孙殿英为了灭口,趁机提出种种借口通缉马衡。当时,马衡正在河北易县主持燕下都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有人报信劝他暂避一时,免遭暗算。他仓促回到北平,从前门车站坐火车,在胡适的陪同下,从天津上船经上海转道杭州住了近三个月,度过一段隐居的日子。据马思猛讲,那段时间,“他和多年未见的西泠印友重逢,为了纪念这次历险之行,特为自己篆刻一方‘无咎’印章。”

1924年10月,冯玉祥北京政变,黄郛摄政内阁主政。11月7日,临时执政府颁发命令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马衡以金石学家身份和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一起受聘于善后委员会,参加清宫物品的点查工作,他就此一生和故宫结下不解之缘。翌年10月,在善后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故宫博物院,马衡和李煜瀛、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等九人被推举为临时理事会理事,继续参与故宫博物院的保护和建设工作。

由于时局动荡,经费缺乏,故宫博物院处境艰难,马衡和各界人士一起为保存博物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自嘲:捧着金饭碗去乞讨。一方面继续清点清宫庞杂的大大小小各种遗物,另一方面积极筹建两馆一处。其间,马衡与王国维、胡适、蔡元培、陈恒等名士过从甚密,仅与王国维的往来通信就多达87封,多为交流考古学术问题。若遇上拿捏不准的文物,二人交换意见后基本即可定级。2017年,马思猛辑注《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一书,对此做了详细记载,见证了一代大师在乱世中的学术坚守。据马思猛讲,马衡当时负责古物馆,但不拿薪水,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做义工。当时他是北京大学教授,只在北大拿工资。

为了避免文物遭破坏,包括马衡在内的一批学者又自发组织“文物维护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保护文物的使命。特别是1928年6月,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一项议案,主张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马衡等五人被推举为代表对此进行抗争。他们向蒋介石等不断游说,使得经亨颐议案最终被否决。至此,故宫博物院才被完好保留下来。

故宫能成为今天的故宫,倾注了马衡为首的一大批近现代学者和工作人员的血汗。建院初期的故宫是靠一些知名人士的捐款维持开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专拨经费,到处要钱。

1933年7月,马衡临危受命,经众人推举任代理院长职务,并于次年4月正式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继任院长后,马衡一方面积极进行故宫留北平文物的清点以及南迁文物的点收、安置工作,同时往返于北平、上海、南京之间,为南迁文物存放新址的选择和修建而奔走呼吁。

1934年12月,经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会商议通过,决定将南京朝天宫作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办公、展览及文物储存地点,存放全部南迁至沪的文物。1937年“七七事变”后,文物又从南京分三路向西迁移,马衡、马彦祥(曾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著名戏剧家)父子成了护送文物队伍中的父子兵。他们带队暂时安顿好“中线”之后到长沙,发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三面环山,若在这里凿洞存放文物,会比较隐蔽。几周后山洞凿好。这时马衡突接密电,得知日军将在近期大规模轰炸进攻长沙,便紧急组织文物又向贵州转移。装文物的车队刚刚离开,多架日本飞机俯冲下来,霎时这里皆被夷为平地。

在故宫文物南迁、西迁期间,正是由于马衡为首的团队不顾性命、不辞劳苦、严谨负责的出色工作,才使得西迁文物都能找到较好的保存地点,免于兵火之厄。

1946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举办文物展览,要求故宫选送部分新入藏的文物参展,有关人士提出将部分青铜器暂留南京,被马衡婉言拒绝。对于战时南迁文物,马衡极力主张全部运回北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而被迁至南京收藏。到了1948年,南京行政院决定将存放在南京分院文物的精华分成三批运往台湾,同时电令北平故宫将珍品尽快装箱,空运到南京。对此,马衡表面上遵从命令,也着手进行装箱,实际上却采取消极拖延的态度,一再嘱咐安全第一,致使工作进展缓慢。此后,当局一再催促,马衡不是推托“当前机场不够安全,暂时不能起运”,就是声称“自己心脏不好,遵医嘱不能离平”。实际上,马衡一直在和中共地下党秘密接触,从始至终没有从故宫运走一箱文物。马衡的学生兼下属庄严奉命从南京押运第一批文物运往台湾,马衡知悉后立即致函庄严,声称如果庄严要护送文物去台湾,他不惜与庄严断绝二十多年的师生之情。

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想离开与他生命一样重要的北平和故宫而前往台湾。南京方面多次派飞机接运国民党在北平的高官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年过花甲的马衡毅然决然选择不走,因为他要留下保护故宫、看守稀世国宝。

新中国成立后,马衡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继续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使南京方面抢运故宫北平本院文物的计划落空。1952年,马衡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3月病逝于京城,终年74岁。

马衡逝世后,家属遵其遗嘱将其一生所集文物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包括价值连城的青铜器、铭刻、碑帖拓片、工艺品、书画和图书等,其中共捐藏书1600余部,经整理并详细著录者为1275部。在堆积如山的马衡先生捐赠品中,其毕生搜集的石刻拓本多达12439件,这是他一生研究石刻的重要根据,大多拓本上有他精细隽秀的小楷行草题跋,现为故宫院藏碑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其捐献的印章中,一部分是篆刻名家吴昌硕、唐源邺、钟以敬、吴隐、王褆为其篆刻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先生为自己篆刻的各种字体的印章及个人藏品。同样,马衡的儿子马彦祥逝世时也将全部藏书等文献资料捐赠给国家。现在走进马家第三代思猛兄在通州太玉园的住所,家中已无一张悬挂四壁的名人字画,更没有一件古籍、古董之类的珍藏。

写到最后,以去年刚退休的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写的一句评价送给马衡爷爷:“他是捍卫国家宝藏、延续文化命脉而奋斗一生的守护者!”可喜的是,马衡的全部作品、日记、书信、年谱,在马思猛亲自主持编辑中,今年将由故宫博物院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