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沈阳曾经长期是一座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池。而在清王朝将沈阳作为其建立初期的都城之后，沈阳的历史地位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以及首要城市。坐落于今辽宁省沈阳市老城中心的沈阳故宫，是清政权在入关之前的皇宫，亦是其迁都北京之后的陪都宫殿。正是在这座庞大的宫殿群中，一个王朝的序幕缓缓拉开。

变迁中的沈阳城

在讲沈阳故宫之前，先来说说其所在的都城，沈阳。沈阳与中国的众多城市一样，在历史进程中都曾经是高墙围绕、以防御功能为主的军事要塞。沈阳最初的名字叫“候城”。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候城县始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燕昭王后期。为了抵挡北方以及东方骑射民族的侵扰，当时，位于河北地区的燕国便派大将秦开统率兵马应敌，最终将东胡击退一千余里。后来，燕国于今中国东北地区南部建立了辽东郡和辽西郡，并在郡下继续设县。在中国历史上，这也是辽宁境内第一次设郡。1993年，考古人员于沈阳市沈河区宫后里发现了战国到汉魏时期的古城墙遗址，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绳纹砖瓦以及夹砂红陶器碎片。宫后里古城遗址的发现，正式确认了候城县的具体位置。

隋唐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政权，统治者曾对东北地区数次大规模用兵，意图收复辽东，而在这几次用兵中，候城均被作为军队攻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也充分说明了沈阳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到了辽代，沈阳有了较大的发展。辽先在这里建立了沈州，辽太宗又于天显三年(公元928年)，将东丹国(辽灭亡渤海国后在其基础上建立的属国——记者注)举国南迁到了沈州，沈州人口因此大幅增加，经济快速发展，展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金末，沈阳毁于战火。经过了数十年的荒废弃置后，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改沈州为沈阳路，沈阳之名从此出现在了史书中。沈阳路辖今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县、辽阳市以及开原市。沈阳路后来也逐渐发展成为一座拥有5000多户、多民族共同居住生活的州城。

《明实录》中记载，考虑到沈阳重要的军事地位，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八月，明太祖朱元璋废沈阳路并同时设置沈阳中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三个卫所，三卫均隶属于辽东都指挥使司(明朝于辽东地区设立的军政机构——记者注)。沈阳城驻军也曾达9000余人，军事地位进一步提升。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沈阳中卫城指挥使闵忠向朝廷上奏，请求改建城墙，以增强城池的防御能力。朝廷批准了闵忠的奏请，闵忠随即着手改建沈阳城，而改建后的沈阳城的城墙也由夯土城墙变为砖石城墙。

当时的沈阳城属于中大型城池，在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区范围内的十几座城池中，沈阳城的规模仅排在明朝用于对女真、蒙古进行防御以及通商的边塞重镇辽阳城、广宁城和开原城之后，居于第四位。以当时的交通能力，由沈阳城向东经过抚顺两日之内便可到达建州女真的腹地，因此对于明朝而言，沈阳城在防守东、北方向的女真人方面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而沈阳城之所以会拥有如此之大的规模便也不足为怪了。

在公元1619年春的萨尔浒战役中，沈阳城成为明朝军队的大本营，主帅杨镐便是在这里坐镇指挥了一场明朝与后金之间决定兴亡的战争。也正是在此役之后，历史的天平开始缓缓倾斜。

盛京皇宫的建立

沈阳故宫又称盛京皇宫，始建于公元1625年，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沈阳故宫是清朝入关前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两代帝王的办公地与皇宫，同时也是清朝康熙直至道光历代皇帝东巡盛京期间的行宫。

沈阳故宫的建立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便是努尔哈赤。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3月，努尔哈赤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3月，努尔哈赤再度率领八旗兵横扫辽东，最终攻下辽阳和沈阳在内的70余座城池。由于沈阳具有进可攻明朝、退可回萨尔浒的地理优势，并被认为是“龙兴”之地，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将都城由辽阳迁至沈阳。

迁都后，清太祖便于城中心位置建造了大政殿与十王亭。大政殿与十王亭组成的建筑区域共占地近8000平方米，八角重檐式屋顶的大政殿位于北侧，十王亭(包括八旗亭和左、右翼王亭)位于南面两侧。后金的社会由集行政、军事等多个职能为一体的八个被称为“旗”的单位联合构成，而十王亭便是八旗官员聚集在一起处理国家军政事务的办公地点。其中，各个八旗亭是处理本旗事务之处(由北至南，左为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右为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左、右翼王亭是协调各翼四旗事务之处，大政殿则可以被看作是八旗官员共同审案议事的“大衙门”。然而，大政殿和十王亭当时并不是沈阳故宫的一部分，清太祖努尔哈赤刚刚进入沈阳之时，城中没有任何可以作为宫殿居住的建筑群，原因是沈阳城在此之前从未成为过都城。努尔哈赤于沈阳定都之初，其居住地为今沈阳中街以北的汗王宫(亦称“罕王宫”)，《盛京城阙图》中记载其曰：“太祖居住之宫”。

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建造沈阳故宫便在定都沈阳的第二年去世，其第八子爱新觉罗·皇太极即汗位，定年号为“天聪”。继位后，皇太极并没有对父亲努尔哈赤的旧宫进行扩建，而是着手建造新的皇宫。

皇宫的建造过程暂且不表，需要提的是皇太极称汗后的故事。努尔哈赤为汗时，曾设四位贝勒，即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初即汗位之时，与其他三位贝勒共同主持朝政，皇太极临朝时，三位贝勒也并坐左右接受群臣拜礼。为强化汗权，皇太极先后除掉了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同时挟制大贝勒代善，进而废除了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大汗一人“南面独坐”。

在巩固了对辽东地区的统治并加强了自己在女真贵族中的权威之后，皇太极处理对内对外事务愈发游刃有余。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这位稳坐汗位的君主开始筹划将其居住的沈阳城建设得更符合国都的地位，并具有相应的功能。

整个建设工程大约从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开始，至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基本结束。除了所在地理位置没有改变，重建后的沈阳俨然成了一座拥有全新面貌的城市。

外观方面，新城各方向城墙的高度和厚度都较之前明显增加。同时，墙体内外表面均使用砖石砌筑，更加结实整齐。新修城墙四面共设有600余个防御用的垛口，各城门外还建有半圆形的瓮城。此外，在城墙的4个转弯处，各有一座建于城墙之上的3层角楼。

沈阳城内的八座城门仍然沿用了努尔哈赤为辽阳东京城定下的旧名称，即德盛门(大南门)、福胜门(大北门)、天佑门(小南门)、地载门(小北门)、抚近门(大东门)、怀远门(大西门)、内治门(小东门)、外攘门(小西门)。这些门的名称分别用满文和汉文雕刻于门额之上，镶嵌在各城门内外以及瓮城券洞上方。

新建的沈阳城面积虽然没有增加，但规制已与之前完全不同。城内区域划分由“田字”状变成了“九宫格”状，中心区域为皇宫所在地，其他的八个区域分别由八旗驻守。

皇太极于天聪年间对沈阳城的这次改建，使沈阳城由内到外转变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最具中国传统都城特点的城市。清乾隆《盛京通志》中记载：“创天坛，营太庙，建宫殿，置六阁、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门;尊文庙，修学宫，设阅武场，而京阙之规模大备。”沈阳从此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地位超过了作为辽宁地区中心城市一千余年的辽阳。

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十月，皇太极下令改旧族名“女真”为“满洲”，至此，满洲族(简称“满族”)之名正式诞生。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沈阳故宫基本竣工。也正是在这一年，皇太极于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典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是以公元1636年成了崇德元年。

为完善八旗制度以及巩固对蒙古的统辖，称帝后的皇太极扩编了八旗蒙古，并设置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为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宜。此外，皇太极效仿明制，设立内三院、六部、都察院，进而最终形成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结构，完善了清朝政府组织的构成与体制。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8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迁都北京，沈阳故宫开始作为开国皇宫并被加以保护。从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第一次东巡盛京开始，沈阳故宫成为清朝皇帝东巡期间的行宫。

到了乾隆年间，皇帝凭借国家强大的财力，大兴土木，对沈阳故宫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改建和增建，沈阳故宫也因此变为由先皇旧宫和行宫两大部分构成的宫殿群，其间还分布有一些专门收藏宫廷文物的建筑。为表示敬重先祖、不忘根本，乾隆皇帝曾向沈阳故宫送去大量的皇室奇珍异宝。清代，被从北京移送至沈阳故宫贮藏的宫廷御用之物和内府秘籍近20万件。可以说，正是由于乾隆皇帝对沈阳故宫的改建和扩建，这座清王朝的旧宫才得以重新焕发光彩，并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一同成为清代皇家三大文物宝库。而自乾隆之后，沈阳故宫便再未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

1926年11月16日，在沈阳故宫的原址上，东三省博物馆筹办处正式成立，沈阳故宫的功能从此发生了转变，成为东北三省首家公立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沈阳故宫作为建立于宫殿遗址基础上且具有历史与艺术价值的博物馆，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7月1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次会议上，沈阳故宫作为明清皇宫的扩展项目，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沈阳故宫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如今的沈阳故宫，经过多年保护和修缮仍然拥有着清王朝盛世时的风貌以及清代盛京宫殿建筑群完整的形态结构。其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古建筑100余座，500多间，分东、中、西三路排列，建筑分布高低有序、疏密有致，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且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独立建筑群。其中具体包括宫廷建筑群、社会经济文化活动遗址、礼制建筑、宗教建筑、楼阁、殿堂、碑碣、牌坊、古建小品、造型园林、园林景观建筑雕塑等多种类型的建筑和景观。

沈阳故宫是满汉建筑艺术融合的典范。与北京故宫相比，沈阳故宫更加具有满族建筑风格以及中国东北地方文化特色，反映出了17～18世纪满族的宗教信仰、社会政治制度、建筑装饰艺术、居住习俗，并体现了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结合，是研究满族文化与宫廷文化至关重要的历史遗存。此外，在古代建筑技艺与建筑材料发展方面，沈阳故宫也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镇馆之宝那些事

如今的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大量的清宫原藏宫廷遗物和历史文化珍品。如清入关前使用的满蒙文信牌、清代皇帝使用的弓箭和刀剑、萨满祭祀用具、用于宫廷典礼的乐器、清朝历代帝后玉宝及玉册、明清书画、清宫御用陈设工艺品、清代织绣服饰、官窑制品、玉雕、牙雕、角雕、水晶雕、漆器和珐琅器等。而接下来要说的，便是其中两件堪称“镇馆之宝”的藏品。

第一件藏品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宝剑。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四十余年的帅军征战使得大清政权能够和明朝角逐对抗，并最终定鼎中原。沈阳故宫博物馆所藏的这把努尔哈赤宝剑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遗留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唯一珍品，这把宝剑也被称为“清太祖高皇帝(开国皇帝谥号——记者注)御用剑”。宝剑为铁质，式样典雅古朴。宝剑全长80厘米，海棠叶形的铜剑首正反两面雕刻有人物，正面画面以松树为背景，中央雕刻的图案是一位头戴翘翅乌纱帽、身穿补服(明清时期官服——记者注)的官员，左为一童子捧琴，面对官员，右为昂首鸣叫的梅花鹿。剑首背面中央图案同为一位头戴翘翅乌纱帽、身穿补服的官员，其左为捧琴童子，右为回首望向官员的仙鹤。剑首上的这些图案有着“天(添)官赐福”“福禄(鹿)双全”“松鹤延年”的寓意。努尔哈赤宝剑的剑镡(剑柄与剑身连接处的突出部分——记者注)为双层铜片焊成，剑镡两侧各有一垂首张口的“龙头”，此兽实为“睚眦”(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为龙九子之一，性好杀，多见于兵刃或盾牌上，用以震慑敌人——记者注)，剑镡中部呈椭圆形，其上雕刻有纹饰，正面为跃出海面的鲤鱼，海面上太阳正冉冉升起，其有“鲤鱼跃龙门”之意，背面雕刻有一只卧于殿顶，回首望月的兔子，其寓意为“玉兔东升”(中国民间传说月上有玉兔，故称月亮为玉兔——记者注)。正反两面的图案也象征着日月乾坤。

努尔哈赤宝剑的剑鞘为木质，外蒙鲨鱼皮，从剑鞘入口处至剑鞘末端，不等距离地镶有七道用以护鞘的铜箍，在鞘身较为显眼的位置上，有一处用铜片铸成的动物纹饰，此动物形象很是奇特，其为俯卧状，两爪前伸，宽吻圆眼，头颈处长有鬣(马、狮子等兽类脖子上的长毛——记者注)，前半身较粗壮，后半身与后爪则成曲浪状宛如龙、蛇。从形象上看，这无疑是一个想象出来的用四肢行走的哺乳动物与爬行动物的结合体。其前半身为虎的造型，其后半身应为龙的造型，因此努尔哈赤宝剑又被称为“龙虎纹宝剑”。

然而这把精美又不失威风的龙虎纹宝剑并没有开刃。在戎马倥偬的一生中，努尔哈赤几乎每战都会亲临战场，而努尔哈赤在战场上使用的却是刀，因此这把没有开刃的宝剑不可能成为努尔哈赤日常使用的武器，它的真正“身份”是明王朝晋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时的赏赐之物。

明初，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以及东海女真三大部分。为了有效统治，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对其进行管辖。明王朝还于建州女真聚居地设置了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于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祖籍为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境内)。努尔哈赤的祖父便是时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爱新觉罗·觉昌安。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2月，建州女真阿台部屡犯明朝边境，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攻打阿台驻地古勒寨(今辽宁省新宾县上夹乡西北古楼村)。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则做为向导，协助明军攻打古勒寨。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见古勒寨被攻于是想救出孙女以免遭战火，便和他的第四子塔克世，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来到古勒寨劝说阿台投降。不料，尼堪外兰竟设计诱使阿台的部下杀死了阿台，并打开城门，明军随后攻城，觉昌安和塔克世父子被困于寨中，并在混乱中被攻打古勒寨的明军误杀。

明廷自觉理亏，于是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送还给努尔哈赤，并让努尔哈赤承袭了其祖父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一职。也是那一年，25岁的努尔哈赤以复仇为名，凭借着“遗甲十三副”起兵，首先起兵攻打尼堪外兰，并从此踏上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征程。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努尔哈赤升任建州卫都督佥事、左都督。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努尔哈赤又因抗倭保边有功，晋升为龙虎将军。而努尔哈赤宝剑也成为明王朝晋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的实物证明。

第二件要说的“镇馆之宝”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御用鹿角椅。

这把鹿角椅距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清朝的第二位君主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御用之物，清朝入关后，历代皇帝也多比照此椅制作鹿角椅。其为清初极少数的传世文物之一，也是国家一级文物。鹿角椅由鹿角、木材和棕绳复合制成，外形类似“太师椅”，椅子高57厘米，靠背高63.2厘米。鹿角椅下半部为木制，饰以紫檀色。长方形的椅面长82.8厘米，宽52.7厘米，椅面中心由棕绳编织而成。椅圈由一副天然麋鹿鹿角制作而成，鹿角反扣于椅面上，为半圆形，鹿角总长184厘米，共有两根主干以及十二个鹿角分叉。其中，4个分叉作为与椅面接合的支柱，成为座椅的靠背以及两个扶手，其余8个分叉均匀地向椅子四周张开，左右各4个分叉，围在座椅周围。四条木制椅腿下部为四足托泥式(家具上承接腿足的部件。一些明清家具腿足不直接着地，另有横木或木框在下承托，此木框称为“托泥”——记者注)，椅子前设有木制脚踏。座椅靠背为一块长方形透雕花板，其上部由桦木雕刻云纹，靠背两侧镶有金色透雕莲纹花牙板。背板两旁各立一根圆柱，用以加固和支撑鹿角椅圈。皇太极鹿角椅古朴而又不失华丽，可谓王者之风尽显。

关于这把椅子的来历，根据清初期以满文撰写的史书《满文老档》记载，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亲自率军攻打明朝辽西大凌河城。其间，皇太极与侍卫驻扎于大凌河城附近的一座山上以指挥军队作战。一天，战场上的炮声震动了山林，林中走兽四散奔逃，突然，一头大鹿竟然越过壕沟，冲进了御营大帐。皇太极见此，便捕获了这头鹿，并将此鹿视为获得战争胜利的吉兆。皇太极御用鹿角椅上的那副鹿角之巨大，与记载中的较为符合，故据此推测，鹿角椅使用的鹿角便很有可能来自大凌河城之战中皇太极捕获到的这头大鹿。

清代皇帝喜爱鹿角椅与满族崇尚狩猎有很大关系。满族把狩猎称作打围，并分成打大围与打小围。春、夏、秋这三季打小围，猎人多独自外出猎捕野兔、黄羊、山鸡等兽禽。冬至之后打大围，由族长带领，带着猎狗、猎鹰、弓箭、刀等捕猎工具以集体形式外出狩猎，大围通常持续20天左右，最长可达两个月。打围期间猎人每隔三到五天返回营地一次，族长对所捕获的猎物进行平均分配，人口多以及老人多的家庭会多分得一些猎物。八旗制度建立后，打围从此开始在各旗固定的狩猎山地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