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西南博物馆联盟为平台，川、渝、滇、黔、桂西南五省份13家文博机构联合推出了“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大型巡展。展览以西南地区商周至西汉时期青铜文物为主，讲述了西南地区各民族逐步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历史进程，获得了“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这个展览如何策划而来?背后又有什么精彩绝伦的故事?11月13日，在西南博物馆联盟2020年年会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部研究馆员、策展人彭学斌讲述了“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的诞生记。

盛筵出自《滕王阁序》

《滕王阁序》中写道：“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展览“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题目由此而来。

整个展览以一篇文献——《史记·西南夷列传》串联，将不同文化定格在了一个画面。由于这次展览呈现的都是在废墟上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与《滕王阁序》展现的内涵十分契合。彭学斌说，“盛筵”二字，不仅意在表示展品和展览给观众带来了一顿文化的大餐，还隐喻着筵席必散的历史哲理。

根据博物馆界的观点，对馆藏物品进行研究是每家博物馆的责任，但对新的陈列专门进行研究，需要采用与历史文化研究不同的方式方法。这种区域广泛、跨越时空的研究不是某一家博物馆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做到的。正是西南博物馆联盟13家博物馆的合力，促使“盛筵”大型巡展得以成功举办。

明暗线交替的策展匠心

基于“秦灭巴蜀”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历史背景，展览设计了两条故事线。

明线展示了西南地区异彩纷呈的青铜文化。作为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的中心区域，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被放在了故事的开篇。随后，开明王朝的突变、海纳百川的巴文化，将中原文化对蜀文化的再造和传承娓娓道来。此外，处于亚洲十字路口的滇文化独具一格，展现了平面化的中原传统文化所不具备的雕塑感，夜郎文化的扑朔迷离，百越文化的精细，也都展现了西南这片广袤的大地上青铜文化之多彩神奇。

暗线的设计更是展览的匠心所在。为何司马迁会将巴蜀置于西南夷之外，看成华夏文化圈的一部分?彭学斌解释，从展览的文物上可见一斑。从礼器上观察，虽然巴蜀礼器距离司马迁写史记已有两百年以上的距离，但在汉代的国库和祭祀典礼中，它们的身影仍然可见。同时，巴蜀常用的錞于、编钟等青铜乐器，也体现了华夏民族传统的演变和继承。而滇文化、夜郎文化，云贵广西一带所常用的青铜乐器羊角扭钟和铜鼓等，在司马迁眼里则充满了异域风情。

在讲述汉王朝开发西南夷的成效时，一只武阳传舍的铁炉成为了故事的核心。武阳是四川眉山，传舍指的是古时供行人休息住宿的处所。武阳传舍的铁炉为何出现在贵州毕节一带?带着这个疑问，展览以小见大地为观众展现了当时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同时，展览通过沉浸式地展现行者、车络绎不绝的状态，让观众进入到历史环节里。

西南有独特的礼仪文化

纵使相隔千年，但西南文化显示出了共同的文化内核。

作为古蜀人太阳崇拜的象征，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无独有偶，这一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天然形成的信仰与崇拜，在云贵、广西一带的铜鼓上也有所体现，那些精致的太阳图案与太阳神鸟异曲同工。

在彭学斌看来，西南地区并不像司马迁理解的那样没有礼仪文化，只是西南地区的礼仪文化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比如滇王祭祀的场面，就与中原地区庄重威严的祭祀文化不同，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轻松活泼。“他的核心就是围绕一个吃字，下面动物在吃东西，锅里面煮，以及上面房屋所挂的，人员在安排的，那都是和吃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