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她们中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好、抚育支持较多、工作对生育较为友好的妈妈却连二孩都不愿生。”

影响她们生育决策的因素是什么？近日，一篇刊发在2022年第3期《中国青年研究》的论文介绍，基于对重庆市10位“该生”妈妈的深度访谈，发现她们对职场发展、孩子陪伴、亲密关系、个人生活四方面均存在较高期待，而在母职功能教育化、配偶育儿缺位、夫妻关系淡漠、孕育身体体验不佳等因素的影响下，女性认为生育之路更像一个人的旅程，充满风险与孤独。

文章认为，这批女性的生育决策体现了现代与传统交织的“马赛克模式”，在个体化的背景下，唯有尊重她们的主体性，创造出深度情感联结和支持才能使“该生”妈妈的二孩生育成为可能。

这篇文章的作者均来自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分别是副教授陈纬和讲师罗敏敏。文章提到，因为二孩家庭基数相对较小、育龄妇女规模收缩、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低迷等因素，我国人口条件并不具备诱发新的出生高峰或三孩明显堆积的现实基础，如何有效提升一孩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增加二孩家庭规模，是三孩新政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

文章认为，按照抚育能力和生育意愿两个维度，可以把生育人群划分为“有意愿、有能力”“有意愿、没能力”“有能力、没意愿”“没能力、没意愿”四类，分别对应“想生敢生”“不敢生”“不想生”“不敢生不想生”四种生育状态。目前我国三孩政策及配套措施从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女性权益等层面全力出击，主要目标是解决抚育能力的问题，是为想生二孩或三孩，却因各种阻碍因素而“不敢生”的育龄夫妇提出解决方案。然而，社会上为数不少的育龄妈妈面临完全不同的生存境遇，她们经济状况较好，社会资源和照顾支持十分充足，处于大众所认为的“该生”状态，面对生育二孩，鲜明地呈现出“不愿生，不想生，干吗要生”的态度，其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大大低于社会预期。

此次研究的材料来自针对10位常住重庆、育有2岁至12岁子女的母亲所开展的半结构访谈。这10位受访母亲，年龄分布在28~38岁，均处于育龄期，学历都是本科及以上，其中只有1位全职妈妈，其他9位工作大多处于生育友好部门(政府或事业单位)，收入为12万~25万元，所有家庭税后年收入在40万元以上，支持系统十分完备。访谈对象父辈大多单方或双方退休，与受访者同城居住。受访者初育年龄都小于32岁，她们的孩子年龄位于2~12岁，大体覆盖了目前儿童从入园到小学毕业的年龄。因为一孩在2岁以上，母体经过休修养恢复，具备了再生育的基础条件。

文章提到，本研究中的受访妈妈对自己有四方面的期待：

第一是对女性在传统性别分工方面的期待并未减弱，她们希望能做个好妈妈，重视孩子的情感陪伴、养育质量和全面发展。

第二是期待成为职场精英，希望在身体形象、职业技能、处事应对上成为现代女性的代表。

第三是想要经营好亲密关系，维系爱情发展，保持个体吸引力与浪漫生活品质。

第四是希望能兼顾个人兴趣、交友、爱好，活得丰富精彩。

作者指出，研究所访谈的女性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和职业发展能力，正因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她们希望能获得一种人生圆满的状态，成为事业不输于人的女强人、充满爱和智慧的妈妈、有情致具才华的妻子、会娱乐懂生活的自我，家庭、工作与生活全面丰收的个体。四重期待中即使只实现一方面已不容易，尤其是母亲身份大大增加了她们的职责范围和操心程度，因而她们只能无限压缩属于自我的时间精力。然而，本研究所访谈女性的付出常常是单向的，在“一切为了孩子”的语境下，配偶、家人和社会的关爱往往流向孩子，忽略了她们，她们深感缺乏理解与尊重，进而产生“干吗要生”“凭什么要生”的心境。

“成为母亲并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的事件，孕育的过程还伴随着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的改变，带来了女性存在状态与意义的强烈变化。”文中提到，处于生育阶段的女性成了保护对象，正常社会角色被破坏，其人格与社会关系都被扰乱，受访女性表达了对这种特殊关照的抵触。

文章提到，访谈中的女性处于传统的性别期待和现代独立女性身份的裹挟中，在母职角色、工作压力、亲密关系、个体生活几者的博弈下，大多数女性选择放弃自己的个体生活来满足其他三者，尤其先满足母职和工作的要求，伴随着丧偶育儿、夫妻关系的淡漠，以及身体体验带来的主体消解，形成了较为负面的主观体验，使得这些“该生”妈妈对生育二孩避而远之。

在作者看来，“该生”妈妈在孩子抚育、职业身份、亲密关系、个体生活四方面都抱有较高的期待，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她们在这四种力量之间摇摆、挣扎，并从自我出发，做出生或不生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情感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没有亲密情感滋养的环境中，即使抚育力量构建完备，经济资源充足，女性仍感无助、失望与孤独，在外部多重压力下，不生是他们权衡再三，并能兼顾养育质量、个体发展、夫妻关系和个体生活而做出的选择，符合女性面对结构性压力，通过主体性表达来建构生活秩序的自主性逻辑。

文章最后提议，在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今天，女性在生育中面对的困境与压力才可能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需加以引导和重塑。也正因如此，国家迫切需要满足的是人口发展的总体需求而非女性的个体需要，这也是造成“该生”却不生女性内在诉求未能被表达的宏观因素之一。女性作为主体可以主动选择生育二孩，但是因为没有温暖的感情将这一切有机地凝聚起来，她们心中孤独、郁闷和压抑，生育之路如同一条废弃的街道那么凄凉。因而，看到个体选择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用温情、同感、真诚的主流话语和制度构建去协同女性内在的柔软度，创造一个有益于关系发展、亲密构建的微观与宏观环境，才是解决这些妈妈该生却不生的关键，毕竟外在的支持很难让这些“该生”妈妈生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