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是综合一切的艺术，从空间造型的观点，服装正如使用面料创作的雕塑。服装反映着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人的影响，诉说着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也是最为个人化的物品，承载着人们的记忆。近日，“衣裳：绘画里的20世纪中国服饰”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出，勾起了人们对特定年代的回忆。展出的40余件中国近代绘画作品与各时期具代表性服饰、艺术文化风潮有关。在展览中，策展人龙美术馆馆长王薇特别邀请到上海服装品牌“庄容”复刻呈现了常书鸿画作中的两件20世纪30年代的旗袍。本期分享绘画中服饰之美，通过服装的观感帮助大家更好地解读绘画作品，通过呈现20世纪中国服饰的样貌与发展，也反映出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西方时尚的相互影响。

“衣裳：绘画里的20世纪中国服饰”展览由“中式·革新”、“洋服·旗袍”、“集体·质朴”与“开放·融合”四个板块构成，绘画与服装、瓷器、文献并置，美不胜收。在龙美术馆展厅中穿梭，仿佛步入了时空隧道，绘画作品与服饰设计交相辉映，似乎可以窥见那个年代百姓的生活面貌。

1912年9月《申报》上记载“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言状”。19世纪中后期，开埠与洋务兴办使西方文化对中国百姓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20世纪初，满汉民族日趋融合，中式传统服饰发展更新。清朝服饰基本形制仍然有所保留。长袍马褂、军装、西服，以及各种中西合璧的款式新旧交织、并存。在“中式·革新”版块，唐蕰玉女士(1906-1992)于1925年创作的这幅作品《读报》吸引了编者的注意。画面中的女性穿着中式服装，坐在窗前读报。可以看到那时倒大袖的袄裙装扮。“袄裙”泛指上身穿袄，下身穿裙;“倒大袖”则是说袖口宽大，直至呈现喇叭状。在这之后，镶滚、缘边等装饰逐步简化。这件作品曾参展过1929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生活与风尚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变化。西式服饰被视作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外化符号。1920年代出现的旗袍也被认为蕴含了男女平等的思想。洋服、西装的盛行影响了中国传统服装行业，西式生活方式也影响了更多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每逢重大革命或是战争过后，服装样式必然返璞归真。1949年以后，整个社会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艰苦朴素、艰苦奋斗是整个社会共同遵循的时代精神。人们克勤克俭，各行各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服饰的风格整体趋于简单朴素。

伴随着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与风貌的转变直接体现于服饰的多样化与个性化趋势，人们可以根据场合自由选择适合自己又心仪的服饰。自1970年代末以来，与日俱增的国际交流推动着服装设计及相关产业高速发展。1979年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儿·卡丹应邀来到中国进行了时装秀，是中国政府首次邀请国际时装设计师在中国进行展演。

1984年，电影《红衣少女》深受欢迎，电影中的劳动模范像街上的其他女孩一样穿上了时髦的红裙子。这是主流媒体对美丽服饰的肯定。东华大学艺术学教授卞向阳在《中国近现代海派服装史》提到“尤其是1972年后，上海民众先是在衣领、袖口露出鲜艳的颜色，用土法将刘海烫得弯曲，并巧妙地将发辫编得十分蓬松;在公园里，她们会脱下外衣，穿着鲜艳的毛衣拍照……”

展厅中，王流秋(1919-2011)先生于1995年绘制的作品，题目中就有“花衣”二字。1990年代，人们接触到更多国际潮流文化信息，喇叭裤、蝙蝠衫、健美裤还有连衣裙，都是这一时期的流行服饰。“穿花衣”其实已经不再稀奇，但这种能够选择鲜艳服饰的自由其实归功于改革开放。如今，中国服装产品早已进入了国际市场，在保留传统的同时持续发展、追求卓越。在此次展览中，还展出来自艺术家沙耆、唐蕰玉、张蒨英、常书鸿、方君璧、费以复、郑野夫、杨立光、姚向群的作品，展览将持续至11月15日，大家不妨近距离来一睹绘画中反映出的20世纪中国服饰变迁，感悟时装之美。

旗袍传递中国审美意蕴

在世界的眼中，旗袍无疑是代表着中国女性的民族服装，也只有旗袍最能呈现出中国女性秀外慧中的东方气质。《姐妹俩》这幅油画是常书鸿(1904-1994)先生1936年在法国留学时创作的，荣获了当年法国国家沙龙银奖，作品当年由画家专用摄影师Marc Vaux(马克·浮)拍照留存。今日仍可在里昂中法学院档案室中调阅本作品黑白历史档案照。

这件作品中，姐妹二人穿着旗袍在客厅里阅读，两姐妹形象实际上都来自常书鸿的第一任妻子陈芝秀，在他留法生涯中也有不少以陈芝秀为模特的创作。画面中的场景正是夫妇俩当时在法国的住所，那里也是当时赴法留学生们经常光顾的聚会场所，“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就成立于常书鸿在法国的家中。

常先生十分巧妙地用穿着旗袍的东方女性形象，在西方的油画创作中呈现了中国的审美意蕴和民族风格。这幅作品中，两位女士身着不同颜色的旗袍，左边低头读书的女子穿着黑底白花的传统旗袍，呈现出端庄典雅的气质;而右边这件白色旗袍，画作中女子穿的效果看上去半明半透又十分合体，上身是高立领旗袍款式，下身则采用了西式连衣裙的款式，中西合璧、时尚雅致。

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旗袍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从油画本身，还是画中的人物风貌，都呈现了当时中国艺术的时代发展。这次对常书鸿先生油画中旗袍复刻的是上海服装品牌“庄容”，其“中式女装制作技艺”是上海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靠手绘师与制作者的

功底来想象推敲

为了呈现出油画中的旗袍实物，通过服装造型，更好地解读作品，在尊重原画的基础上，“庄容”的服装制作者们在复刻过程中克服了诸多困难，有些是大家看得到的面料和材质，有些是看不到的工艺和结构。

根据历史判断，《姐妹俩》作品中的黑白花卉旗袍在当时用的应该是真丝印花缎面的面料，是一款20世纪30年代的长款旗袍。旗袍为及地长旗袍样式，整体风格修长合体，上身高立领直抵颚下，继而至耳，上缀三道一字扣，用以美化脸型。下身高衩位及大腿中，衩边绲嵌蕾丝花边，行走时花边摆动，十分精致。据了解，制作还原这件旗袍用了40个小时。

为了尊重原画，专业的手绘师先创作了多个版本的草稿，画了不同大小尺寸和造型的花朵，然后根据画作中旗袍花朵的定位一一排版，最后确定出和原画效果最接近的花型和排版(1:1复原)，运用手绘二次创作面料。旗袍正面的花型看得出，而旗袍背面的花型和位置，就完全靠手绘师的功底来想象推敲了。

确定好花型之后，服装制作者们又花了将近80小时的手绘时间来绘制花朵，因为手绘颜料在面料上的渗透力很薄弱，一朵花瓣需要数次层层晕染，才能达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效果。一比一地呈现了原画中旗袍花朵的效果和位置，这样可以让观众更加直观和原汁原味地观赏到这件旗袍的原貌。其袖口裙摆都嵌着细细的蕾丝花边，十分精美。把油画细节放大，采购了几十种蕾丝花边的纹样，最后从尺寸和花型中挑选了最相近的一款蕾丝花边，效果十分逼真。

而质地半透明的白色薄纱旗袍为上中下西的中西合璧样式，上身为高立领短袖合身旗袍款式，袍身从颈部到臀部皆合体贴身。下身采用西式连衣裙的款式，自臀围以下为无开衩长袍裙，袍长及地。内搭真丝衬裙，外虚内实，外长内短。服装设计师采用了既有透明度又有弹力的真丝乔其面料，一层太透就用两层合起来做，视觉效果到位了，但制作难度增加了。因为两层面料合成一张面料来做，稳定性就不如一层面料那么服帖，所以要细致耐心地把两层面料做成一层面料的效果，其中花费的时间会更长更耗时。

根据油画，判断它的下裙是一条不开衩的西式长袍款式，而且面料那么清透、轻盈。如果采用传统旗袍的制作工艺，那拼缝的地方就要刮浆，裙子的边缘就会僵硬，用在织锦缎、或者厚的绣花面料上合适，用在这里就不合适了，所以设计师们判断它采用的是“法国边”工艺来缝合的。

然后，两件旗袍都是采用的连袖设计，三十年代的旗袍款式已经十分凸显女性身材，拉链还没有普及，穿的都是真开襟旗袍，旗袍省道、归拔的转移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这些历史基础点，再就根据画作中模特身上的旗袍比例，推敲出领高、袖长、裙长等一系列的具体数据。

众所周知，常书鸿先生是著名的敦煌学者，或者说首先他是一位杰出的油画家，上世纪中国美术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之一。当年归国后，他的许多油画作品饱经战乱洗礼，能够保存下来非常不易，将近一个世纪后的现在，我们能依然有幸欣赏到常书鸿先生的珍贵作品，通过服装制作者们的巧手呈现出两件旗袍的原貌，为大家观赏画作提供更直观的实物观感，着实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