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心脏支架价格从1.3万元到700元的“大跳水”让这种心脏手术使用的医疗器械进入到大众视野之下。在心脏病患者们欢呼价格骤降的同时,有心脏手术领域的专家发出了反对心脏支架滥用的激烈声音,直指支架降费不意味着过度医疗的终止,病人福祉的最大化的底层逻辑仍未实现。
胡大一:心脏支架有其应用边界,多种原因导致滥用情况发生
著名心脏病专家胡大一有“中国冠脉支架之父”之称,所谓“冠脉支架”即是心脏支架。早在1989年,胡大一就参与了中国的第一台心脏支架介入的手术,并曾在“双抗”药物问世后,成为了全国推广心脏支架力度最大的医生。胡大一接受了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的采访,他表示支架本身“不是坏技术”,但其应主要用于急性心梗死的病例。而将支架视为病情稳定的患者的灵丹妙药,甚至欺瞒患者“如果做了支架,随时心肌梗死随时可以救”则是“违背常识”。
“支架是个金属异物,”胡大一说,“放在血管里是个隐患,他怎么可能预防心梗!?”胡大一认为,预防心梗的方式更多需要依靠停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把烟戒掉、适度运动、吃得健康”。对于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危险因素需要控制得当。“这才是预防的措施,而不是支架。”胡大一说。
胡大一分析称,目前“心脏支架滥用”的原因一是在于公立医院的运营模式,其对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指标比较看重,并将此视为考核的指标之一,影响到医务人员的诊断。其二则是“西医先天的缺陷”,“西医总是在划边界,不考虑人的整体,”胡大一说,“你一定要考虑到患者有没有其他症状、病情稳不稳定,胸疼的引发原因是什么?”胡大一认为,不少医生从单纯生物学的角度,忽略了作为整体的人。其三是资本进入医疗,成为医疗的巨大推手。“大家都在过度迷信崇拜生物医学技术,因为支架进去后狭窄血管确实扩开了。”胡大一说。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部分效果,没有看到他的后患无穷”。
通过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胡大一介绍了心脏支架手术领域的一些新研究。在类似的中外两项对比研究之中,将引入支架的病例和优化药物治疗的病例通过长期跟踪随访进行研究,最终得出了两组总死亡率(心肌梗死、心脏猝死)没有任何显著差别的结果。据此胡大一建议称,对于病情稳定的患者,通过用药、运动、康复治疗来消除症状,会“更加无创,成本更加低,效果更好”。
对于目前国内的医疗科普,胡大一谈到了各个平台上信息的“混杂”,这些信息“甚至会误导工作”。胡大一认为,目前科普的重点在于其“公益性”和“科学性”,“把真正的知识和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告诉广大人民群众。”胡大一说。
面对因为对“心脏支架滥用”发声所承受的压力,胡大一坦言:“我不觉得孤独,有很多医生和患者是支持我、同情我的。”他表示自己的身后是常识,是证据,是五十年的行医经验,而我国的医改也只会越来越好,很多东西也许不能一蹴而就,但值得推广的经验已经出现。
心外科主任医师:心脏支架广泛滥用的判断或过于武断,价格下降理论上有益杜绝滥用
阜外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孙宏涛在接受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采访时表示,胡大一所说的心脏支架滥用问题“在某些地区确实存在”,但“从官方声明和态度上看,应该是不存在的,”孙洪涛说,“如果说中国广泛存在冠状动脉支架滥用的情况,可能过于武断。”
对于集中带量采购心脏支架是否能杜绝支架的滥用现象,孙宏涛表示,价格的大幅下降从理论上看有助恢复医疗的本质,“从完全遵循医学的原则来说,应该会有利于控制支架滥放的现象”。同时孙宏涛认为,具体的临床操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孙宏涛表示,心脏支架的安装标准是一个“医学问题”、“学术问题”,争议是正常情况。目前胡大一主张这一标准为血管狭窄达70%,病情稳定或无症状者可以不放。孙宏涛介绍称,胡大一的这一主张是医学界较为倾向的选择。
“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疗冠心病,或保持心脏健康,需要从生活细节做起,”孙宏涛说,“比如吸烟、喝酒和运动。饮食甚至睡眠习惯,都会导致冠心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不同。”
医院管理研究专家: 让医生做回纯粹的医生,健康中国需要倡导价值医疗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博士在接受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采访时表示,心脏支架的滥用“应该是存在的,只不过程度不好说”。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是“医生的趋利行为”。庄一强介绍称,在医生、患者、医保的三角关系中,医生拥有的信息和技术资源最丰富,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患者很难反驳医生的建议。庄一强认为,医生的趋利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差额拨款”导致的,拨款比例较小的情况下,医院的创收压力增加,因此对患者间接产生影响。
“主要还是要让医生回归到做纯粹的医生,”庄一强说,“医生的最终目的是救病人的生命,为病人的健康,而不是为了支架而放支架。”庄一强认为,中国目前的医院管理更趋于工厂化、企业化、流程化,医学是自然科学,但“医疗服务是一门社会学,它与病人的感知、就医体验和对医生的看法有关”。
“下一步我们的医改方向就是沿着健康中国推动医防结合,”庄一强说,即医疗和防止结合一体,“另外最后就是要推动价值医疗,而不是你做了多少台手术,放了多少个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