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扶贫小额贷款在助力贫困人口发展产业“拔穷根”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笔钱很大一部分转交到了企业，成了“户贷企用”，很多地区屡屡出现“贷得出、收不回”问题。即使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发文纠正，也未能有效阻止扶贫领域的爆雷。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与“户贷企用”性质极其相似的其他“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也暴露出诸多风险。受访专家和基层干部表示，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时刻，各地亟须用好、管好扶贫资金，把扶贫资金风险降至最低，让贫困户真正受益。

企业“龙头”变“债头”，政府无奈“补窟窿”

扶贫小额贷款用着用着没影了，红也不分了，本金更是还不上……今年4月，北方某县1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内蒙古扶贫龙头开发企业——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蒙羊肉业有限公司告上法庭。一位贫困户生气地说：“太不像话了，这哪是扶贫，简直是坑贫!”

对于这家龙头企业，该县扶贫办主任也很不满意。他介绍，2017年，县里16户贫困户，每户将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交由蒙羊肉业公司运营，协议期4年，每年按照8%向贫困户分红并负责还本。“2019年，分过2次红后，蒙羊肉业公司经营状况就出问题了!”多次追缴无望后，县里一方面让贫困户终止了协议，另一方面筹措资金归还了银行全部贷款，并联手贫困户将企业告上法庭。但这家企业至今没偿还80万元本金，目前法院计划强制执行。

还有内部人士透露，蒙羊肉业公司在获得80万元扶贫小额贷款后，转头又借给一个名叫“曹磊”的人使用，贫困户和扶贫小额贷款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些人融资的工具。面对指责，蒙羊肉业公司总经理武世龙辩解：“我们也催了，是曹磊还不上了。”

作为国家、自治区分别选出的龙头企业，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不少荒唐事。在多个地级市里，这家企业以购买羔羊等名义，让养殖大户申请大额贷款，并以合作之名，将这些贷款收来自己使用，并拖延不还，导致养殖大户逾期被起诉，贷款总额至少2000万元。记者调查发现，这家企业“巨债”缠身，目前至少负债10亿元。

该地暴露出的问题，并不是孤例。记者梳理发现，2017年7月以前，不少省区市普遍推行“户贷企用”模式。按照扶贫小额信贷“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的特征，近两年多地陆续出现企业还不回贷款的问题。

今年上半年，广西西林农商行逾百户“户贷企用”扶贫小额贷款出现风险，参与企业经营状况出现问题，难以偿还贷款，引发上百宗诉讼;安徽省六安市15家优质企业累计获得“户贷企用”扶贫小额贷款两千余万元，但部分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只好通过房产抵押、信用担保等方式，尽快偿还“户贷企用”贷款……

扶贫款进了企业篮子，资产收益扶贫模式需警惕风险

记者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此前就已意识到扶贫小额贷款“户贷企用”风险问题，2017年、2019年多次发文，强调“扶贫小额信贷要坚持户借、户用、户还”，一些省区市开始逐步清理存量贷款。2020年3月，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又下发通知，要求坚决纠正“户贷企用”问题，各地加紧“清零”。尽管总体工作向好，但各地仍接连出现“户贷企用”本金追不回问题，在拷问烂账如何收尾的同时，也为其他资产收益扶贫模式敲响了警钟。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田孟说，近几年，各地政府大力开展产业扶贫，但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始终处于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的巨大张力间，面对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倾向于把产业扶贫资金交由龙头企业经营，这种模式短期内可以给贫困户分红，但长远来看值得商榷，特别是受产业扶贫项目选择单一、同质化竞争、企业经营不善甚至钻空子等因素影响，多地出现扶贫资金投入产出不高甚至大量亏损的困局，教训非常深刻。

西部某农业银行支行行长分析，“户贷企用”相当于企业不出本钱，全靠借钱投资。一旦企业出现经营问题甚至破产，贫困户很可能连“股本”都收不回来，更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进而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即使贷款如期偿还、分红一分不少，可双方合同到期，股金退回，贫困户就少了一块收入，脱贫效果打折扣。”同时，换个角度看，“户贷企用”也是有的地区懒政的表现，“绣花”式扶贫被简单化为定期分红。

这种类似的风险问题，目前也存在于其他多种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中。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一位扶贫办主任介绍，目前，贫困户产业扶贫资金入股企业按年获得分红，地区扶贫协作资金、专项扶贫资金入股企业按年获得收益等资产收益方式，在各地普遍存在，少则每户几千元至数万元，多则单笔投入上千万元。“这些资产收益模式与‘户贷企用’的性质非常相似，都是把钱投入企业篮子里，贫困户或村集体定期获得收益，它们共同的风险都来自于企业的经营状况难以控制。”

“目前国内的扶贫资产管理工作主要在试点城市展开，多数地方刚开始摸索，还有一些地区甚至处于空白，对资产收益模式风险管控的认识水平、技术水平很有限，客观上增加了风险。”这位扶贫办主任说。

目前来看，各地对扶贫企业的动态监测、管理工作还存在困难。记者采访时了解到，由于经营不善等因素影响，有的省近年剔除出去了200余家扶贫龙头企业。即便如此，对于个别保留下来的扶贫龙头企业，地方农牧、扶贫部门并不清楚其财务真实状况，连有的龙头企业负债数亿元都不知情。更有扶贫龙头企业动起“歪脑筋”，将从贫困户那里获得来的扶贫资金，又转借给第三方使用。这些问题，无疑让资产收益扶贫模式潜藏更大的黑洞。

时刻绷紧监管弦，一分一厘都要花到刀刃处

目前，扶贫小额贷款“户贷企用”的着火点还在蔓延，指向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的风险亟须严格控制。为避免扶贫资金缩水甚至“打水漂”，多方建议妥善解决“户贷企用”逾期问题，尽快在全国加强扶贫资金后续管理，强化对扶贫企业的动态监管，同时还应反思扶贫资金的投入管理模式，转变产业扶贫中的“行政外包制”思维，从根本上规避扶贫资金的使用风险。

首先，妥善处理扶贫小额信贷“户贷企用”扫尾工作。内蒙古兴安盟扶贫办副主任杨昌波建议，全国各地“户贷企用”尚未清理完成的地区，要抓紧全面摸底本地情况，制定问题台账，加快清理工作。他认为，对于“还不回”贷款的扶贫企业，可区分情况对待。倘若是企业受疫情等影响出现暂时困难，可帮助企业将扶贫小额贷款转为商业贷款，挺过难关;对于发展无望的扶贫企业，建议政府在企业破产清算中及时介入，确保有效解决贫困户的本金问题。

其次，强化扶贫资金后续管理，通过严格规范担保抵押来“拴牢”风险。内蒙古小额信贷协会秘书长岳晓波说，“户贷企用”的教训，深刻地提醒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绝不能“一投了之”，必须严格规范扶贫企业的抵押担保工作，防患于未然。她介绍，目前内蒙古等国家扶贫资产管理试点地区，通过农户们委托村集体与企业签署抵押合同，寻找第三方担保公司进行担保，与企业法人签署个人房产抵押协议等方式进行风险控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值得其他地区学习。

再次，强化扶贫企业的动态监管，把扶贫资金置于“安全放心”之处。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连大有律师建议，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一方面要找好“合伙人”和“经理人”，从源头控制风险，另一方面要注重形成物化资产，警惕高风险运营模式。同时加强动态监测和管理，及时掌握扶贫企业经营状况，严控意外风险发生。此外，应鼓励资产收益实施主体购买商业保险，增强履约偿付能力。

最后，尽快转变强政府、弱市场的产业扶贫现实错位。田孟建议，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过程中，亟须认真思考扶贫资金的投入管理模式，政府应向引导者和协调者转型，充分尊重产业扶贫的市场逻辑，避免简单粗暴地把产业扶贫“行政外包”给企业，从根本上规避扶贫资金的使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