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儿童’既容易被同学欺负，也容易成为校园霸凌者。”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教育经济学，他同时一直在关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发现与人口流动相伴而生的“回流儿童”群体，特征更为复杂，他们面临比较严重的学业和心理问题，值得关注。

他把“回流儿童”界定为有城市流动经历，至少有过一次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或求学的经历，但由于各种原因又返回家乡的儿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带来的流动和留守儿童问题引起了关注。近几年，受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政策、农民工出现返乡潮，以及一些地区异地中高考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回流儿童”群体出现。

研究表明，由于各地入读公办学校和中高考等方面的政策障碍，一般而言，有升学需求的流动儿童都会转变为“回流儿童”。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高中阶段留守儿童有过流动经历的比例大约为15%。

11月30日，《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正式发布，宋映泉的研究成果是其中一部分。

这项名为“关于回流儿童学业与心理发展的实证研究”的项目是基于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课题组在河北蔚县、涿鹿县、沽源县以及在四川苍溪县、旺苍县的调查得出的。

宋映泉和同事发现，无法上公办学校以及父母返乡是儿童回流的主要原因，“回流儿童”中，表现出“回流趁早”的现象，即多数儿童选择在低年级回流。在回流之前，大部分儿童在城市的学习状况，包括公办学校的就读情况、师生关系和学业成绩都较好，但近80%的儿童回流后即留守，与父母见面频次低，且与“非回流留守儿童”相比，更少被老师关心，遭受到不同程度欺凌的比例也更高。这些都导致其对学校生活难以适应。

“与‘非回流儿童’的学业情况相比，‘回流儿童’的学业成绩更差，留级的比例也更高，达到了22%。在心理发展水平方面，无论是‘回流儿童’还是‘非回流留守儿童’，其抑郁风险都在60%左右，其中‘回流儿童’的抑郁风险比例更高，达到了64.26%。”对于后一组数据，宋映泉解释，是采用了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儿童发展抑郁量表，并多次测试得出的。

“我们的研究是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回流儿童’在学业和心理发展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会影响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也是教育不公平的体现，是社会人力资本的浪费。”为此，宋映泉和同事提出，宏观制度应相应改变，逐步消除流动儿童异地求学，尤其是升学的障碍。同时，在户籍制度改革短时间内难有突破的情况下，鼓励城市务工的父母在让孩子返回老家时做出理性决策，可以让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之下返回老家就读，以尽快适应老家的学校和生活环境。

关于“回流儿童”，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韩嘉玲还发现，这一群体返乡后存在着“水土不服”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

研究组在对从上海回流到安徽老家的“回流儿童”的访谈中发现，很多孩子在返乡后，身上长疹子。但“水土不服”不仅表现在生理上，更多表现在心理上。

从大城市回到小城市，心理上有巨大落差，想念原来的老师同学和校园环境;这些孩子大多独自返回家乡，长期住校，生活上遇到了挑战;对新学校的教学方式、学校文化难以适应……

“‘回流儿童’的‘水土不服’不同于普通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学校、家庭和社会层面都应该给予关注和应对。”韩嘉玲建议，这些儿童的父母应该与孩子提前做好沟通，努力实现在回流初期至少有一个人陪同孩子，不能让孩子被动地接受安排。公益社会组织也可以进行预防性介入和帮助。